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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出手了!职业打假人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购买,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湘江法务圈2018-04-15 19: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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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职业打假人”这个备受争议的群体呈现出专业化、集团化的新趋势。

根据工商部门的分析,职业打假人的主要特点是,知假打假,以索取高额赔偿和奖励为目的,熟知相关法律和流程,往往对商品不同种类反复投诉,对某一商家多次投诉。

对于职业打假人,是否应该同普通消费者一样予以保护,最高院的思想有变化,在最新的答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法办函【2017】181号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认为“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基于以下考虑,我们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江苏的最新案例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打假人非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购买,而是以牟利为目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看点

01

两个月遭遇四批职业打假人“打假”

图文无关

这几天,湖南溆浦湘妃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舒香莲很恼火。恼火是因为公司的金樱子酒受到了职业打假人的关注,并已经在上海起诉了公司,要求其进行十倍赔偿。而湖南溆浦湘妃酒业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已经遭遇了四批职业打假人的“打假”。

打假人“打假”的依据是《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而卫法监发[2002]51号文件中,金樱子被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不在“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里面。打假人以违反食品安全法为由,多次在网上批量购买,事后要求10倍赔偿,以投诉到市长邮箱为要挟,表示如果不赔偿,将会起诉到法院并举报到各个职能部门。

事实上,这并非个案,在整个“打假已经成为新职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这一行业,这个群体,精通法律、善于捉摸,也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甚至有行动组、应诉组、交流组等。

而面对越来越规模化、规范化的“职业打假群体”,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案例

01

购买3万元“玛咖酒”获赔30多万元

近期,来自《春城晚报》的一则新闻显示,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高先生在一家超市买了总价3万元的164瓶“玛咖酒”后,以该酒品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要求超市“假一赔十”,最终,法院一审判令超市退款并支付给高先生30多万元赔偿金。最终中院的判令如何还不得而知,但至少从目前的结局看,职业打假人赢了。

有专家认为,在本案之中,超市方所售的“玛咖酒”根本没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当然也就谈不上符合对应的食品安全国标。超市方在进货时,本有验货之责,既然所售玛咖酒标签上关于生产许可证含有虚假内容,不符合预包装食品关于包装上标签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说,这样的商家,如今被判赔,可以说完全是自作自受。

案例

02

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说“不”

早在2004年,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就曾经对“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说“不”:当年,长沙市民喻先生到一家超市先后五次买了11种“三无”化妆品,随后向超市要求返还货款并给予一倍的赔偿金,遭拒绝后双方对簿公堂。最终法院认定喻先生第一次购买系消费行为,可“假一赔一”;后面4次的购买行为不能认定为消费行为,只能退款。

“法律的目的在于规范参与各方的行为,设立惩罚性条款也是为了增大实施者的违法成本,但这并不是鼓励通过此种行为进行牟利。”湖南元端律师事务所主任袁啸认为,普通消费者“知假买假”要求商家进行十倍赔偿是一种有力的监督行为,而职业打假公司“知假买假”却是一种利用法律进行经营牟利的行为,更有扰乱经营秩序之嫌。

案例

03

不以生活消费为目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图文无关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29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国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

上诉人孙国印因与被上诉人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6)苏0509民初14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孙国印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十倍赔偿并退还购物价款4130元。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上诉人所购菜籽油是通过网络渠道购买,事先并不知其为三无产品,故不存在上诉人为牟利而故意购买的可能。法律没有限制或规定消费者购物的数量和次数,消费者只要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可以依法维权。个人或单位只要未将所购商品再次用于生产销售均属法律所指的消费者。被上诉人未对上诉人购买身份提出任何异议,一审法院搜索查询上诉人其他案件,明显是故意针对上诉人。

被上诉人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二审未作答辩。

原审原告孙国印起诉请求:1、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办理退货,并退回货款430元;2、原审被告依法赔偿原审原告十倍价款共计4300元;3、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12日,孙国印在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经营的淘宝店铺“吉运良品美食”下单购买了5桶农家自榨菜籽油,产品单价为86元/桶,订单金额为430元。2016年10月16日,孙国印收取了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通过快递邮寄的上述货物。

一审法院当庭对孙国印提交的涉案产品进行查看,涉诉菜籽油外包装上无任何标签标识,无生产厂家名称、地址,无生产日期、有效期,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等。

一审审理中,孙国印表示其已经食用了3桶涉诉菜籽油。

以上事实,有原审原告提供的交易快照打印件、涉诉产品实物,原审被告提交的订单详情打印件、旺旺聊天记录及原审原告的当庭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经检索关联案件,发现2016年7月8日至2016年12月23日期间,孙国印于2016年7月31日在某淘宝商家购买了农家自榨菜籽油5桶,于2016年8月28日在另一家淘宝商家购买了农家自榨植物油6桶,2016年11月4日在天猫超市购买了橄榄葵花食用调和油5桶,并均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第2.1条规定,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本案中,涉诉菜籽油定量包装在5L的容器中,为预包装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本案中,涉诉菜籽油未进行任何标签标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审被告称涉诉菜籽油系从自贡市洪河渔食品有限公司进货的,且其已经尽到了进货审查义务,但是原审被告将菜籽油灌入定量的容器中进行销售,应当加贴标签标示相关的内容,现原审被告将未加贴任何标签标识的菜籽油上架销售,其行为属于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该规定并未设置存在实质性损害的前提条件,原审被告以涉诉菜籽油并未对原审原告造成受到任何损害为由而认为无须承担十倍赔偿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但因原审原告孙国印于2016年7月31日在别的商家购买了类似的农家自榨菜籽油,且以相同的事由诉至法院,且其另有多起食用油的案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并非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购买涉案菜籽油的,而是以牟利为目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故,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所涉菜籽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故对于原审原告要求退款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因原审原告孙国印已食用了3瓶菜籽油,且无证据证明已食用的菜籽油对原审原告孙国印造成了损害,故对于本案所涉纠纷中的菜籽油实物调整为2瓶,折后货款调整为172元。本案所涉菜籽油未加贴任何标签标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没收,原审被告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应予以整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孙国印货款172元。二、驳回孙国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孙国印负担15元、由贡井区龙潭镇吉运良品小吃店负担1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孙国印于2016年7月31日在别的商家购买了类似的农家自榨菜籽油,且以相同的事由诉至法院,且其另有多起食用油索赔案件,故一审法院认定孙国印并非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牟利为目的购买涉案菜籽油,据此对本案中孙国印主张的十倍惩罚性赔偿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孙国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孙国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红

审判员 黄文杰

审判员 郑 雄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王文君

趋势

01

职业打假“瞄准了酒”

图文无关

当然,这是因为厂家本身违法在先,但更多的时候,厂家也是防不胜防的。根据中国连锁协会曾公布的一组不完全调查数据显示,自2014年7月到2016年6月份,17家大型商超企业和1家餐饮企业遭遇职业打假人索赔次数达到6022次,索赔额达到2610万元。而相关互联网法律服务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6年7000余个消费者维权诉讼中,牵涉职业打假的案件,80%以上的职业打假人主张得到了法院支持。

有媒体统计显示,2015年,“湖南王海”起诉购玖连锁,指其销售的高档进口葡萄酒没有中文标签,追偿22.97万元;2016年,深圳至少有300多家烟酒商行因商品中文标签缺失而遭到职业打假人起诉,并索赔商品价格十倍赔偿金……

“如果确实是企业产品有问题,对消费者产生了不良影响,多少钱我们都会去赔付。但这种明显的‘敲诈行为’我不能接受。”舒香莲向《华夏酒报》记者表示。

也许,这次,这群职业打假人遇到了一位“较真”的企业家,然而,从当前的事件发展看,形势并不乐观。

趋势

02

职业打假人“转战”网络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职业打假人”进入公众视野并迅速发展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如今随着“互联网时代”网络购物兴起,职业打假人的“战场”也由线下实体店扩展到了线上电商平台和网店。 
根据河南省工商局的不完全统计,2015年至2016年8月,全省12315系统接到职业投诉举报16299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比例达14.3% 。其中,针对电商的职业打假人越来越多,索赔金额越来越大。
据介绍,在网络购物领域,投诉举报内容主要集中在夸大、虚假宣传方面,包括商家使用“最”字类的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宣传治疗功效等,针对假冒伪劣等商品质量的问题较少。特别是2015年9月实施的“新广告法”加大了对虚假违法广告的惩治力度,这成为职业打假人的有力武器。
“可以防癌和治疗相关疾病”——2016年5月,湖北武汉的一位职业打假人,在网上看到一款“成人羊奶粉”打出这样的宣传语。于是,他大量购买了该产品,总金额4600多元。据他所说,经过使用后,发现产品并不能防癌,认为构成了欺诈,于是向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长沙市一家主要经营食品、保健品的网店老板曹先生最近连续遭到两起投诉,他认为这都是职业打假人所为。曹先生说,网店里售卖的红枣产品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但之前在广告语里声称有“美容养颜”功效,被人抓住了把柄。

延伸

阅读

打假的“异化”

图文无关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花了170元买了两副“山寨版”的索尼耳机,然后状告隆福大厦出售假货,并提出索赔要求。他的这一举动或许是无心之举,或者也是有意为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事带来的影响力之大,王海甚至由此“催生了一门职业”。

“职业打假人存在很多年,这个群体从最初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对整个市场良性发展起到很正面的作用。”重庆沁山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律师杨瑜琳认为,现在这个群体发生了异化,部分打假人看到盈利空间,变成职业打假人,并逐渐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造成了很大的行政、司法资源浪费,让正常的维权陷入被动。

所以,这些群体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所谓的产品漏洞和不足来谋利”,而也有人称,他们恰当的名字不是“职业打假人”应该是“职业索赔人”。

此前,王海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为了“备战”2016年的双十一,他们在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的十几个收货点,分批购买了大约价值60万元的白酒。这个双十一,他预计索赔1000万,目标锁定肉类、保健品和服装等。

而在2017年,王海打假“老杜酱酒”一案经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老杜酱酒存在虚假宣传、虚构产地等问题,属于瑕疵产品,判决运营商美凡公司退还王海购酒货款,但否决了王海的“三倍赔偿”主张。

此前,龙泽上谷总经理、城市窖藏创始人李欣新认为,职业打假的出发点就有问题,它是以索赔为目的,不是以市场规范为目的,“所以对市场根本谈不上任何帮助”。

舒香莲也认为,打假人的“频繁骚扰”让她这几个月来疲于奔波在“被恐吓、协商、应付职能部门调查、赔钱、应诉这些闹心的事情上,没有精力去管理企业生产,企业的销售也今非昔比。”

权威

声音

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法办函【2017】181号

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

现就阳国秀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提出如下答复意见,供参考。

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处理,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我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因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而该司法解释亦产生于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出,群众对食药安全问题反映强烈的大背景之下,是给予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

应该说,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基于以下考虑,我们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

1.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

2.从打击的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管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而对于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

3.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

因此,考虑食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及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考虑阳国秀等代表提出的建议,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最高人民法办公厅 

2017年5月19日

观察


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逐步被遏制

图文无关

需要注意的是,职业打假在瞄准了“猎物”之后都是有备而来的,因此,他们甘愿付出时间、精力来耗,有时候即便是“可有可无的不足”也会被他们无限放大来成为“要挟”的筹码。

而反过来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行业不规范,酒商有违规漏洞行为,部分酒业生产企业在原料管理等方面的不规范等等都为职业打假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老杜酱酒刚刚推出之时,其夸夸其谈的文案设计就曾引发行业人士的质疑,而所谓的“低的不能再低的价格”、“延年益寿、越喝越年轻”、“用最好的基酒”、“价格最优”等等估计连《广告法》都看不下去的产品,又怎么不受到王海的“特别关照”?

而从当下的形势看,酒业版块似乎也是职业打假人“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所以,在制度规范、标准制定和国家政策层面,都需要合力来推进整个酒行业的有序发展。

据悉,为了让产品更加有法可依,湖南溆浦湘妃酒业已经向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总局提出了《请求尽快将金樱子纳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的申请》,舒香莲认为,正是这些“标准的漏洞”让打假人有了可乘之机。在她看来,“不合理的制度”最终让职业打假人钻了法律的空子,生产企业投诉无门,职能部门被动应付投诉,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其权益受本条例保护,但是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

今年5月1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的答复意见中,最高院首次表态: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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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参考报、华夏酒报、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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